东望京津，西向三晋，南通中原沃野，北达内蒙古草原。地处战略要冲的张家口，元代以前，却一直是寂寂无闻的蛮荒之地。

五代以后，张家口地域先后归辽、金、元所属，该地域因自然降雨量而作为游牧和农耕的天然分野，地位逐渐彰显。辽在此设归化州（今宣化），金改归化为宣德。1220年，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诏赴中亚，自山东出发后，曾在北京和宣德逗留。次年2月，从宣德动身，翻过野狐岭进入大漠。丘处机于张家口与蒙古大漠之间奔走的这条“驿道”，便是后来“张库商道”的前身。

本着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，立纲陈纪，救济斯民”的纲领，明王朝极力加强北地防御。张家口“自宣府迤西迄山西，缘边皆峻垣深濠，烽堠相接”。明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，始筑“边墙”于东西太平山之间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叫“张家口堡”的屯兵军堡，悄然出现在“边墙”下的清水河畔。明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年），该段“边墙”包砖甃石，始设关口，称“张家隘口”。从此，张家口以“武城”之誉雄冠北疆，成为明长城九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历史长河中的张家口区域既是中原与草原冲突的前沿阵地，也是双方联系交往的必通之途。中原需要草原的牛马做脚力，草原需要中原的布帛和粮食。明代也不例外。烽烟之下，民间贸易仍然或明或暗地进行。在张家口堡西边隐蔽的沟谷里，古老的“茶马互市”在静悄悄地进行。没有人声喧哗，只有清水河的涛声。

“隆庆和议”是张家口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。明朝和蒙古之间结束长期军事冲突和对峙，“言和通贡”，允许蒙古人用马匹等畜产品与汉人交换所需生活用品，开展官方马市贸易。张家口长城遂由一条剑拔弩张的战争线，演变成为一条蒙汉民族之间互通互利的贸易线。“市通则寇转而为商，市禁则商转而为寇。”明朝由战争时期对蒙古骑兵的“拒”，到和平时期对经贸往来的“迎”，呈现出“近悦远来”的利好局面。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集军堡、商堡于一身的“来远堡”和仅容一人一马一车通行的小境门，同时落户张家口。从此，张家口一堡变两堡，武城变商城。

尽管“形制局促”的小境门开得有些小心翼翼，但作为边境贸易的桥头堡却有着跨越时代的历史意义。时人作《马市图》以记互市盛况：堡内“规方壖地，百货坌集”；堡外“穹庐千帐，隐隐展展”。据《宣府镇志》记载，当时张家口“南京的罗缎铺，苏州的绸缎铺，潞州的绸铺，泽州的帕铺，临清的布帛铺、绒线铺、杂货铺，各行交易，铺沿长四五里许”。如果说张家口是一棵大树，张家口堡是根基，来远堡是枝干，那么小境门则为张家口注入源源不断的营养。

及至清朝定鼎中原，昔日的长城失去了防御功能。于是，舍小境门，开大境门。作为张家口长城标志的大境门，从保境安民的关口，转化成为互通内外贸易往来、促进民族兄弟一家亲的和平之门。

清代中期，张家口开始全面进入西方人视野。19世纪中叶，张家口曾一度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。在《资本论》“资本的流通过程”一章中，马克思对张家口“茶马互市”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：伴着“张库商道”的兴盛，张家口开始走向繁荣。当蒙古人和俄国人击鼓传花一样把“张家口”的信息传给西方人时，张家口便有了一个国际化的称谓——KALGAN（蒙古语：卡拉干），意为“巨大的门”。

随着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并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接轨，依靠骆驼牛马和老倌车的传统运输方式，被成本更低、效率更高的铁路取代。京张铁路开通后，库伦及俄罗斯和欧洲的贸易发展到顶峰，张家口由此成为驰名中外的“陆路商埠”。

明长城的防御造就了张家口，大境门的开放成就了张家口。

李白在《北风行》中，用“倚门望行人，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”控诉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伤痛，也用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的浪漫诗意，预示了千年后张家口的冰雪未来。2022年，一场以冰雪运动为媒的体育盛会，在张家口完成了一次“团结友爱、公平竞争、相互理解”的世界级互动。“长城脚下看冬奥、冬奥赛场看长城”，张家口广袤大地上丛林一样的白色风车和漫山遍野的光伏电板，让其成为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……

如果说行进在历史长风中的张家口，“长城文化”是其文商旅发展的引擎，那么，“冰雪产业”则是其转型升级的翅膀。“中国数坝”让长城上的张家口乘“云”直上，“京张高铁”让张家口更便捷地通达未来。

原载2024年5月17日《河北日报》10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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